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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新中國成立 70 多年來，我國科技發展成就輝煌，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近年來不斷提升的科研投入并沒有使科研產出成比例增加，低水平重復、原創成果匱乏、高端人才不足、學術生態惡化等科技發展的“瓶頸”問題也越發凸顯。為加快推進科技發展、提高科研效率，國家層面和科研機構層面也一直在持續推進科技體制機制改革和布局調整，但仍然舉步維艱——往往一個問題還未徹底解決，新的問題又隨之產生。各種改革舉措實施后似乎總有一個力量將改革“拖回原點”，而且頻繁的擾動還進一步破壞了本就脆弱的科研生態，使得深層問題更加嚴重和復雜。面向未來 30 年的科技強國建設，必須擺脫急功近利的短期目標導向，深入探查科技發展問題表面癥狀背后的根源，找到消解改革成效、制約科技發展的核心阻力，開出針對性的藥方；否則，我國科技發展將很難走出“瓶頸”，科技自立自強和科技強國目標也終將是空中樓閣。
考慮到科技發展問題是在歷史中形成的，要探究其根源，就必須深入歷史過程中去研究其產生、發展、演化的過程，及其背后的動因。為此，我們選擇我國近代科學發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兩個問題——“李約瑟難題”和“錢學森之問”作為切入點，研究我國科技發展問題形成的背景，并由此進一步探析當前科技“瓶頸”問題產生的根源。
“李約瑟難題”和“錢學森之問”與我國科技發展問題的歷史根源
“李約瑟難題”及近現代科學的發展
斯蒂芬·F·梅森認為，科學主要有兩個歷史根源：一個根源是技術傳統，一個根源是哲學傳統；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這兩個傳統是分開的，直到中古晚期和近代初期才開始匯攏形成了一種新的傳統，即科學的傳統。我國歷史時期的科技發展更偏向于技術傳統，而與科學相關的哲學傳統較弱，包養網這可能是我國沒有自發形成科學傳統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回答“為什么近代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這一“李約瑟難題”，就需要向中國傳統哲學中尋求答案。
中國傳統哲學偏重藝術的形而上和道德的形而上。馮友蘭認為，我國傳統哲學是內向的，追求的是內心的和平和幸福，不需要科學的確實性和力量，“包養軟體中國沒有科學，只是因為按照中國哲學（尤其是儒、道）的價值標準，她毫不需要”。羅素也認為，“中國有一種思想極為根深蒂固，即正確的道德品質比細致的科學知包養識更重要”。同時，中國哲學又缺少科包養網學的形而上。愛因斯坦從西方科學的視角提出，“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以及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系。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作包養網站出這些發現才是令人驚奇的”。
因此，在哲學層面，可以將“李約瑟難題”歸結為 2 個關鍵缺失：①中國傳統哲學內向、知足的哲甜心花園學氣質帶來的發展科學的內在動力和需求的缺失；②中國哲學中關鍵科學思維要素，即“科學的形而上”要素的缺失。其中，需求缺失可能是更為根本的原因，因為沒有需求也就缺乏驅動力去構建和發展科學所需要的工具方法和思維方式。這樣看來，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發生，并不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是落后的，只是我們走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哲學的道路——沒有對科學的強烈需求，進而也沒有發展出與科學相關的思維方式，因此也就無法形成科學傳統。
近現代以來，面對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沖突，我們的先輩一直在進行文化哲學改良和科技孕育發展方面的探索和嘗試。從近代思想家魏源的“師夷長技以治夷”，到洋務運動的“中體西用”，再到維新派的“改革中體，以用西學”，直至以“民主”和“科學”為標志的新文化運動，中國哲學在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宏大社會背景和西方哲學/科學思想的沖擊下，經過激烈的思想論戰、深刻的哲學反思和反復的探索實踐，不斷更新發展，并在民國時期出現了一個短暫的繁榮期，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 2 個關鍵缺失。一方面，救亡圖存的積極訴求轉化成為發展科學的強大動力包養行情，補足了中國傳統哲學氣質中科學需求的缺失；另一方面，西方哲學與科學大規模引入，在受過西式科學教育的群體中普及了形式邏輯和實證思維，彌合了中國傳統哲學中“科學的形而上”要素的缺失。這就使得民國時期，在短短幾十年內涌現出一批具有深厚中國哲學文化功底，又兼具西方先進科學思想的科學大師，并完成了一些專業領域的奠基（圖1）。這也充分說明，中國傳統哲學與科學并不是不相容的——補足了需求和關鍵要素缺失之后，西方科學也可以在中國的哲學文化土壤中很好地生根發展。當然，這一時期，涌現出的科學大師和科學思想還只是星星之火，我國總體上還未發育形成系統完整的科學體系。
“錢學森之問”與“哲學的貧困”
那么，后來為什么在我國建立了完整的科學體系、科技實現飛躍發展之后，反而又“培養不出杰出人才”了呢？錢學森生前曾在多個場合提出這個問題，亦即著名的“錢學森之問”。許多專家學者從不同方面給出了原因和解釋；我們認為結合“李約瑟難題”，從歷史和哲學的角度進行探析，可能會有一個更為系統的視角。
民國時期盡管涌現了一批科學大師，為我國科學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但由于當時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這個基礎也是不平衡、不充分的。近代以來，我們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目的重在其“用”，即富國強兵的物質性功效，而忽略了科學的理性、求真等精神價值。五四運包養網動時期，雖然大力推崇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但又陷入了科學主義的誤區——對科學的迷信反而異化了科學精神；此外，當時“打倒孔家店”的倡導、對中國傳統文化哲學不加選擇的批判，也對中國傳統文化哲學造成了較大沖擊，導致了一包養網定程度的文化斷裂。錢穆在《中西文化接觸之回顧與前瞻》中對這一過程有過較為本質的論述：“中國人所羨者，實乃西方科學方法應用之效果，非西方科學精神發明之源頭。近百年來之中國人，遂以其急功近利之淺薄觀念，自促其傳統舊包養文化之崩潰，而終亦未能接近西方新文化之真相。”簡言之，我國科學發展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重工具實用、輕理性精神”的道路。
20 世紀中葉以來，我國科學發展也延續了這種路線。一方面，在“向科學進軍”“科教興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等國家重大戰略方針的引領下，科技發展取得了輝煌的進步，但也進一步強化了實用主義和工具主義。另一方面，與傳統徹底決裂的教育革命和文化革命，加劇了中國傳統文化哲學的斷裂和衰落，哺育科學成長的西方哲學與科學精神也受到了曲解和有意無意地遏制。再加之，國際上技術崇拜的熱潮、西方哲學的危機、資本與現代科學的“聯姻”等也強化了科學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弱化了價值理性，我國科學發展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這種潮流的裹挾。
因此，從歷史哲學的視角來看，我國近現代科學發展的歷程就是工具理性日益強盛而哲學價值理性逐漸衰弱的過程。工具理性失去哲學價值理性的制衡、約束和引領，形成了工具論的科學價值觀和教育價值觀，致使我們培養不出具有哲學視野的科學大師。同時，哲學價值理性的弱化和科學大師的缺失也直接或間接引發了原始創新匱乏、學術生態惡化等其他“瓶頸”問題。我國科學發展過程中科學精神包養網dcard和中國傳統哲學衰弱導致的價值理性的嚴重缺失，可以稱為“哲學的貧困”。它不僅是“錢學森之問”的主要答案，可能也是我國科技發展“瓶頸”問題的主要根源。
縱觀“李約瑟難題”“錢學森之問”及其產生的歷史背景可見，我國“哲學的貧困”及其社會影響是一個逐漸演變、疊加累積的過程（圖 2）。民國時期，中國傳統哲學的影響雖然已經顯現出衰減的趨勢；但在實用科學/工具主義恰到好處地推動下，與西方哲學/科學精神碰撞融合形成了短暫的哲學高潮，培養了一批科學大師。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科技發展進入跟蹤、追趕時期，工具主義的強力推動和民國時期培養的科學大師的積極引領，使得我國短期內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科學體系，并快速完成了科技水平的整體躍升；但實際上，這一時期“哲學的貧困”已初步顯現，包養網其帶來的人才工具化、原始創新缺失、學術生態惡化等問題已經在逐步醞釀、積累發酵。近年來，當我國一些科技領域進入國際“并跑”和“領跑”階段時，“哲學的貧困”也發展到了較為嚴重的程度，前期積累的問題集中凸顯出來。這就導致我們既沒有了外在跟蹤模仿的對象，又缺乏內在哲學價值理性的引領，我國科技發展也就無可避免地進入了瓶頸期。
“哲學的貧困”是我國科技發展“瓶頸”問題的根源
通過上述分析推演，可以初步判斷“哲包養網學的貧困”可能是我國科學發展產生諸多瓶頸問題的主要根源。但要形成較為確實的結論，還需要進一步分析哲學何以會對科學的發展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以及為什么“哲學的貧困”會導致我國科技發展出現“瓶頸”問題。
現代科學體系脫胎于哲學，“哲學的貧困”使得我們無法孕育健康的科學文化和自主的科學體系
科學與哲學最初是融為一體的，現代科學獨立于哲學僅 300 年歷史。正是在古希臘的自然哲學、概念形而上學、形式邏輯，以及笛卡兒和培根的認識論和實驗哲學奠定的哲學基礎之上，科學才得以在近代問世；可以說，現代科學體系脫胎于哲學。哲學是一切科學的先導，是文化發展的先機。哲學的啟蒙作用極大地促進科學文化的傳播，解放人們的思想，并為科學提供新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尤其是面向未來，科學越是向未知和復雜邁進，越是處于嚴重的混亂和困惑中，就越是需要哲學的導引和支撐。
科學文化雖然發端于西方哲學，但又必須要生長、運作于特定的本土文化之中。然而，當前我們既缺乏對孕育科學文化的西方哲學和科學精神的深包養網站入了解包養留言板，也缺乏對承接科學文化的中國傳統哲學的繼承發展。“哲學的貧困”使得我們無法從哲學中包養網汲取營養去構建科學文化的價值體系、思維方包養網式、行為準則和社會規范，導致科學文化遠遠遲滯于我國科技的發展。同時，“哲學的貧困”及其帶來的科學文化的缺失，致使我們的科學研究往往囿于現有的理論方法和體系框架。雖包養然有點狀的突破，但卻難以形成整套的思想、方法、技術，更無法形成引領未來發展的自主的科學體系，這也是我國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最大的體系性障礙。
哲學是原始創新和顛覆性創新的助推器，“哲學的貧困”導致我們無法提出重大原創理論和科學思想
哲學是系統的反思，關注的問題比較抽象、普遍，可以提供產生新的想法、新穎視角和批判性思考的方法。哲學拓寬觀察問題的深度與廣度，為科學家提供深刻的思辨能力和洞察力，從而包養金額有利于發現關鍵問題，激發原始性和顛覆性創新。庫恩曾描述過哲學對原創的重要作用：“17 世紀牛頓物理學的突現，20 世紀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突現，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兩者都以相同時代研究傳統的基本哲學分析為先導和伴隨的。”此外，直覺思維、靈感體驗在破解理論危機和形成科學突破中的作用逐漸得到重視，許多西方科學家都提出向東方整體直覺思維回歸的呼吁。
“哲學的貧困”使得我們無法對科學進行系統的反思，無法提出顛覆性的問題，也就無法從源頭上形成重大原創理論和科學思想。具體來說，西方哲學/科學精神的貧困導致我們缺乏探索科學真理的激情和堅持科學真理的執著，在思維方式上尚未完成從原始思維向邏輯思維和科學思維的轉變。而中國傳統哲學中有機論、系統觀、知情意一體化的認知模式、取象比類和直觀外推的方法論，對科學家研究風格和思維方式的塑造可能也遠大于我們原有的認知。中國哲學的“貧困”長期包養使得我們無法發揮系統觀、直覺思維和靈感體驗的優勢，難以形成顛覆性和原創性的突破，這可能也是圖 2 中“哲學的貧困”主要表現為中國哲學衰落的原因。
科學大師大多是哲學家型的科學家，“哲學的貧困”導致我國培養不出杰出的科學大師
愛因斯坦認為：歷史和哲學背景的知識給了我們得以擺脫同時代大部分科學家所陷入的偏見的那種獨立性，這種由哲學洞見帶來的獨立性是把單純的手藝人或專家與真正在追尋真理的人區別開的標志。科學家有什么樣的哲學基礎，就有什么樣的科學視野和科研境界，就能夠發現、提出并解決什么樣的科學問題。例如，伽利略、牛頓、萊布尼茨、愛因斯坦等劃時代的偉大科學家都是哲學家型科學家。而我國民國時期培養的科學大師也大多具有深厚的哲學根基。例如，除了在科學上的偉大建樹外，錢學森還提出了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并在中國整體哲學觀基礎上發展形成了“大成智慧學”。
可見，理想狀態下，科學家應當是像康德所說的一個能夠有時間、有興趣和有能力“仰望星空”的群體。但當前，由于我國社會文化、基礎教育、科研過程中較為普遍的“哲學包養網比較的貧困”，科研群體的哲學素養明顯不足，缺乏“仰望星空”的能力。同時，由于體制機制、評價導向等原因，多數科研人員沒有興趣也沒有時間“仰望星空”。這種對科學深層哲學反思的缺失就使得我國科研人員大多成為“擅長專門智識之包養管道學者”或是工匠型人才，而難以成長為哲學家型的科學大師。
哲學可以提升科學家的道德約束和人生境界，“哲學的貧困”是我國學術生態和科研誠信問題的根源
哲學能夠提升人的心靈，使人超越現實世界體驗高包養于道德的價值。馮友蘭[16]把人的生活境界分為 4 種類型——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哲學境界；并認為從前中國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首先接受的就是哲學啟蒙（如四書五經等），而哲學境界是比道德境界更高的一個層次。愛因斯坦則把科學家分為 3 種類型——智力愉悅型、功利型、終極關懷型；并認為終極關懷型科學家能夠持久從事科學活動，永無止境地探索世界奧秘，關懷人類命運，這也是一種哲學境界。哲學有助于科學家超乎功利境界，進入道德境界甚至哲學境界，成為終極關懷型科學家；而科學家群體對哲學境界追求的過程，也是促進學術生態和科學精神孕育發展的過程。
近年來，我國學術生態和科研誠信問包養網題比較突出，在倡導科學精神、呼吁科研道德、改革評價體系、嚴格監審制度等各種舉措實施后，也沒有明顯的包養網改善。這主要是因為學術生態和科研誠信問題不僅是由個人道德素質、評價導向和制度安排造成的，更是文化哲學層面的問題——“哲學的貧困”才是其背后的根本原因，靠外在的約束和引導很包養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從個體層面來看，“哲學的貧困”將部分科研人員攔阻于“道德境界”“哲學境界”之外，囿于“功利境界”之中，致力于個人或小群體利益的最大化，從而易于出現“越界操作”和科研誠信問題；從科學共同體層面來看，“哲學的貧困”使得科學家群體無法通過對“道德境界”“哲學境界”的一致追求形成共同體意識，阻滯了科學精神的群體孕育發展和科學文化的培育構建，進而難以形成良好的學術生態。
“哲學的貧困”的內涵與本質
通過逐一剖析“哲學的貧困”與科學文化、自主科學體系、原始創新、科學大師、學術生態、科研誠信等的關系，包養可見“哲學的貧困”無疑是導致這些“瓶頸”問題的主要原因。同時，通過對這些關系的深入分析，也可以進一步明晰“哲學的貧困”的內涵與本質——不僅是指“科技哲學的貧困”，更是涉及人生觀、世界觀、方法論等各個層面的“一般哲學的貧困”；不僅包括西方哲學中“科學的形而上”的貧困，更是中國傳統哲學“藝術和道德形而上”的貧困 。包養網此外，這里的“哲學”是針對哲學的社會影響而言的，需要大多數人能夠理解、接受、內化為相對固定的思維模式，并自覺或不自覺地踐行；而不是指哲學作為一個學科發展的興衰，因為哲學學科的繁榮與哲學對社會的影響往往成反比。哲學的專業化和職業化使得哲學產品的技術含量越高，就越鮮有人能理解，反而不利于對社會產生影響和發揮作用。因此，科技發展的“瓶頸”問題不只是科技界本身“哲學的貧困”造成的，更是教育界、文化界，乃至整個社會“哲學的貧困”導致的。
哲學建設是突破我國科技發展“瓶頸”的“三十年之艾”
通過對“李約瑟難題”和“錢學森之問”的歷史哲學根源，以及哲學對科學影響的分析可以看出，“哲學的貧困”是我國科技發展“瓶頸”問題的主要根源，也是消解我國科技改革成效、制約科學發展的核心阻力。反之，哲學建設，即革新哲學理念，加強哲學教育，提升哲學的社會影響，無疑是根治我國科技發展問題的“良藥”。尤其是當前我國科技正處于從“跟跑”向“并跑”和“領跑”跨越的關鍵轉折期，亟須通過哲學建設這劑“良藥”突破瓶頸，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為科技強國之路掃清障礙、引領方向。
然而，現實的問題是哲學建設盡管是“良藥”，但卻是一個需要多方推動的復雜系統工程，而且是無法立竿見影的“慢功夫”，需要長期的文化哲學濡化才能形成影響，甚或在未來 30 年科技強國建設的整個過程中都不一定能顯現“療效”。哲學建設的這種復雜性、不確定性和滯后效應可能使得各個層面都缺乏推動實施的動力，進而陷入“難以落地”和“系統失靈”的境地。這種情況與《孟子 · 離婁上》關于“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比喻很類似。一個人犯了 7 年的病，而他的病卻非要儲藏到 3 年之久的艾才能灸治，而這時一般面臨 3 種選擇困境：“一是不惜重價訪求別人家藏三年之艾的，懇求出讓，但未必靠得住；第二個辦法是自己從今藏起尚待三年，這三年內，病況是否可待，還是沒把握；第三個辦法是舍卻艾灸，姑試他種治療，但是更無把握，而且醫藥雜投，或許轉促其死。”
相應地，對于我國科技 70 年高速發展所積累的瓶頸問題，哲學建設可以看作是其“三十年之艾”，也面臨著同樣的選擇困境：①直接移植西方的哲學、全盤西化是行不通的。因為文化背景不同，而且西方哲學自身發展也出現了停滯和危機。②從現在開始用 30 年的時間革新發展中國自己的哲學理念，擴大哲學的社會影響。但這 30 年之內也許哲學不會產生作用，或見效甚微，可能暫時并不能解決科技發展的問題。③舍卻哲學而采用其他針對表面問題的改革舉措也不可取，因為事實已經證明從癥狀出發的頻繁改革和擾動，可能反而會使得深層的問題更嚴重復雜，最終也許還阻礙了科學的發展。面對這種困境，孟子的解決辦法是第 2 種選擇——“茍為不畜，終身不得”，即不論如何，現在就開始儲蓄，否則將永遠無法得到。哲學建設也是如此。綜合比較以上 3 種選擇，唯有第 2 種選擇在戰略和戰術層面均是最可取的：從戰略層面來看，哲學建設對于長遠的科技強國建設來說是最根本的、最有效的舉措，而且對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等國家總體發展還有巨大的溢出效應；從戰術層面來看，哲學建設對科技強國建設的其他科技改革舉措不具排他性，反而有引領帶動和協同促進作用。
因此，對于哲學建設這個包養俱樂部兼具系統性、復雜性、不確定性和滯后性的包養“三十年之艾”，我們不僅要采取“茍為不畜，終身不得”的策略大力推行，而且還應當上升為國家戰略，在國家層面強力推進和系統實施。唯有如此，才能統合哲學界、科技界、教育界、文化界，乃至全社會各方力量協同建設；唯有如此，哲學建設才能在暫時無法顯現“療效”的情況下，以國包養行情家力量為牽引在未來 30 年持續推進；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逐步建立起足以平衡和引領工具理性的價值理性和哲學精神，構建自主的科學體系、培養更多的科學大師、產出更多的原創成果、孕育更健康的學術生態，進而早日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如期建成世界科技強國。
當然，在科技強國建設過程中，既不能消極地坐等“三十年之艾”發揮作用，也不能過于激進地完全顛覆現有的體系。就像“水手只能在航行中修補自己的船”，我們也必須在保證我國科技這艘大船正常航行的同時進行哲學建設。因此，我國未來 30 年的科技強國建設之路，哲學建設是必須加強的總方向，但循序漸進的科技改革發展仍將是主旋律。我們應當在大力推行哲學建設的同時，在哲學的引領下進行更加統籌平衡、系統深入、成熟定型的科技改革，為我 TC:sugarpopular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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